透视网络直播：它不是“一个骗子骗一群傻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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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党元悦 

“我对自己位置的反思在于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她们跟我聊对职业的迷惘，后来我不再说了。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。”

社交媒体研究者董晨宇“迷”上了看直播。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内，这成为了他工作的一部分。

董晨宇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。作为一名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，一直以来，他的研究都聚焦于社交媒体和背后的用户。2020年，他和合作者把关注点放在了秀场主播上，希望了解主播、观众以及直播平台之间的关系。他们在线上做了半年多的田野调查，董晨宇自己化身直播间的“场控”，帮助主播们维护直播间秩序，深度接触了许多主播、观众以及主播公会的运营人员，最终勾勒出了主播行业的大致图景。

前些日子，董晨宇买了一位主播做的手工品。这位主播曾经告诉董晨宇，运营跟她说“所有人都是假的，互联网就是假的”，但她觉得不是。对她来说，每个观众都是她的朋友，是真实存在的人。她一直播下去，是想知道，“我就是这样想的又怎样？我凭什么就比你们播得差？”而结局是，这位主播没能撑下去，最后退出了直播行业，开始兼职卖手工品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它们都藏在董晨宇厚厚的田野笔记里，或许不会被更多人知晓。但这些千姿百态的个体经历，一次次提醒董晨宇：在研究中，他所面对的不是屏幕里的数字，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不同的生活境遇，最终把她们拉到了手机摄像头前，从事这样一个承受着诸多社会偏见的职业。

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，董晨宇把主播对观众的维护和讨好视为一种“关系劳动”。主播在直播中向观众“售卖”的，是一种亲密关系。观众对于主播所投入的情感，则“时而真实、时而虚幻，无时无刻不需要通过‘续费’来维系和发展”。而董晨宇自己，也因为和主播成为朋友，而与她们产生了情感上的勾连。这让他意识到，直播所制造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，即使作为研究者也无法免俗。

董晨宇。图片：受访者供图

2021年初，董晨宇与全现在聊起了他在研究中所见到的直播百态、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背后的运行机制，还有他对自己研究者身份的反思。

01

直播不是“一个骗子骗一群傻子”

全现在：你们的研究是去年三月开始做的，当初为什么会把注意力放在直播行业上？

董晨宇：其实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过程。当时我们在做线上社交媒体的用户研究。我们想知道，举个例子，同一件事发在豆瓣、微博、朋友圈这三个平台上，用户会略做修改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。后来疫情来了，这些平台的内容高度同质化，全部都是疫情，数据没办法收集了。我们就决定换一个线上能做的其他主题。我看到了直播，不需要跑线下，也不会受到疫情影响。甚至有一种说法是，疫情对于直播行业可能是间接的推动作用，因为线下的娱乐变少了。

全现在：你们在研究中观察到了主播们的哪些特点？

董晨宇：主播到底是个什么存在？是明星吗？是公共人物吗？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公众人物，因为一个直播间里，她可能有五千个粉丝，一万个粉丝。但问题在于，她跟吴彦祖不一样。吴彦祖演什么，你看什么。主播是观众聊什么，你跟着做什么。所以主播的这种表演我们称之为叫做co-performance，叫联合表演。这个表演是由观众跟主播一块完成的。

有一个主播，直播间里有两个男观众，特别爱聊股票，俩人来直播间就聊股票。主播一脸懵，想扭转话题，其中一位男观众直接刷了个礼物，说你先不要说话，你在这儿坐着就可以。

主播具有公众人物的一些特点，被许多人所关注，但其中认识的是少数。她的权力是倒转过来的，由观众所决定。在当今时代，这种倒转过来的权力流行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。我看过一篇论文，有一句话特别精彩，大意是在最早期，明星在电影屏幕当中，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仰视；到了电视时代，我们是平视；手机时代，我们是俯视。这是权力变化的一种隐喻。

对于观众来讲，主播是什么样的存在呢？总体来讲仍然是个性别化的议题。男性对于女性的凝视和消费，这个是逃不开的。我们在正在写作的英文论文当中提出了一个概念：暧昧经济。暧昧成为了一种收入来源。

对于一掷千金的“大哥”（即直播间内打赏较多的男性）而言，很多时候他们玩的就是一种暧昧。甚至有一个“大哥”跟我说，如果主播跟他表白，他第二天就退出直播间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结果并不重要，暧昧的这个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。

但也不能用暧昧来总结所有的男观众。我自己觉得里面的关系有三类。第一类我称之为虚拟陪酒，直播间其实就是个虚拟夜总会。第二种是电子兄妹，对主播的感情不是我戏弄你、耍你或者跟你搞暧昧，而是我真的拿你当一个妹妹或者朋友。说兄妹的原因是大部分具有打赏能力的观众，年纪都会比主播大。很少见到25岁的小伙子给40岁的主播一掷千金。第三种是平民偶像，想陪着主播见证她一步步变得更好，是一种养成系的游戏。当然大众媒体报道的时候，基本上是简化为虚拟陪酒。但是这个行业的生态，比我们想的更加复杂，观众的动机非常多元。

图片：视觉中国

全现在：观众对主播的打赏，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里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
董晨宇：如果我们把情感上的诚实作为一个指标，其实打赏有负效果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是我的场控，你给我打的赏很少，完全不能支撑我活下去，但是你每天陪着我直播，有什么事情提醒一下我，这时候我会对你更真诚。但如果你每天给我打赏2000块钱，打上一个月，我敢对你特别真实吗？我不敢，我想的是如何让你第二个月继续支持我。但是我又不能完全套路你，因为没有人是傻子，于是我的策略就叫做“表演性真实”。我去表演，让你觉得我对你很真实。所以往往大额打赏可能对主播跟观众之间的情感诚实是有负效果的。

所以有时候我在做参与式观察的时候，觉得这个主播特别难，甚至看到主播哭。我完全有能力给她打赏几百块钱，帮她一把，但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这会改变我们的关系。一旦我给她们打赏了很多，她们就不可能把我看作一个研究者，对我保持现在的真诚了。

但是不送礼物也是不行的。送礼物也是参与的一部分，我来到直播间，做研究、发论文，甚至获得名誉，对于主播而言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。这也算是一种微薄的回馈吧。

当然，打赏得多的话，你在直播间里会坐拥皇帝一般的感觉，但这是演出来的。我跟一个主播聊天，我说我突然觉得直播平台就是一个电视台，以前是电视台24小时内塞节目进去，就那么几个台，没多少地方，塞不了太多。现在你随便找个人就可以演节目，别人的节目是唱歌、跳舞、演小品，你的节目是尬聊。尬聊也是种才艺，所以你就是个演员，直播间的东西都是演出来的。

全现在：这样的“表演”如何变现？

董晨宇：这个行业卖什么？它没产品，卖的就是关系。我看你直播是因为唱歌好听吗？不是。我为什么不看陈奕迅直播？我看你直播是因为你有才艺吗？也不是。我看你直播是因为我觉得跟你有感情，我很寂寞，找个人聊天。这是一种陪伴感。而陪伴感对应的就是主播会管你叫家人。但是家人为什么会给你钱呢？这就靠一个机制，叫做PK。PK会把主播送到绝境当中。

两个主播说谁票少，往脖子上画十只乌龟。我们愿意家人脖子上画乌龟吗？我们肯定不愿意，所以我们去上票，让她赢。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，家人的困境是虚设的，其实不存在。有个观众跟我说，这不是自找的吗？我让你做了吗？用这种卖惨的方式去唤起我们的关系，造成一种失调：我们关系很好，你现在深处困境，我如果见死不救，没有任何表达，心里会有内疚感。靠这种内疚感，可能会有更多的礼物。

全现在：你刚提到陪伴关系，现在不止是直播间里有，似乎在网络上，购买“虚拟男友”或者“虚拟女友”，还有连麦等等形式，在年轻人当中也开始流行。

董晨宇：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孤独的时代。这种孤独体现在很多地方。首先是社会压力很大。第二，人们有了钱之后同时有巨大的虚无感。有一个观众社会地位、经济收入蛮高的，在某一线城市还有好几套房。他跟我说，去酒吧太累了，要穿衣服打扮自己，而他去直播间很简单，躺床上，打开手机就开始聊天，这是多么好的消遣的方式。他所要的就是陪伴感。很多观众看得很明白。

媒体有一点非常误导的地方——他们把观众塑造成傻子了。他们不傻的，甚至我觉得很多观众对直播的理解，比我们发表的关于直播的论文都深。“大哥”之所以理解得深，是因为“大哥”是钱堆起来的血泪，他们都很懂这个行业。大众媒体会把主播塑造成骗子，一个骗子骗一群傻子，其实不是。

图片：视觉中国

02

“最好的办法是作为参与者，去理解她们的生活”

全现在：你们当时是怎么开始线上田野的？

董晨宇：很简单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直播。我以前看过游戏直播，没看过真人秀的秀场直播。我就先试着待在一些大主播的直播间，看她们和粉丝怎么对话，粉丝怎么刷礼物。“大哥”刷一个礼物，我就去查这礼物值多少钱。当时就值3000块钱的一个礼物，一个“大哥”一下就刷了3万块的，我觉得他疯了。后来我发现小主播也有这样的，虽然没刷这么多，但是也有一两千人民币往外刷的。

我本来的研究方向是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，比如说分手之后，和前任在线上的一些勾连；再比如说旅居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如何使用微信。我觉得直播里的人际关系特别有意思。它冲击了我很多价值观，冲击了我对这个行业、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。

这个领域的研究，我个人认为做访谈不太够。如果你是一位主播，直播的收入是你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。我想在访谈中问你，你怎么看待给你刷钱的人呢？你会怎么说？你肯定会说感谢他们的支持，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

所以做这个研究可能最好的办法是作为参与者，去理解她们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偏人类学的方法，我们写了很多田野笔记，但我们看到的东西大多没法写到论文里面。我们看到了很多主播线下的生活，聊到了他们的职业发展、人生困惑。这些东西不是访谈可以知道的。比如说某一位主播家欠了多少钱，他会告诉你吗？只有在你和她有长时间的接触，看到她直播间中来来去去的人之后，某一个触动她的时间点，她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。

全现在：最后深度接触的这些主播是怎么确定的？

董晨宇：是一个emerging（逐渐浮现）的过程。其实到现在我们也不觉得他们具有代表性。

客观的限制让我没办法接触到头部主播。大主播不会跟我聊天，没有时间。而且我去一个3万人直播间，我刷1000块钱，什么都不是，都排不到榜上。所以我们跟一些小主播接触，看她直播，帮她做场控，送她一些力所能及的小礼物。她是可以看到我的，因为直播间里就十几个人。另外一个办法是通过官方。但不论哪个平台的官方，都不愿意让你接触秀场主播们。

最后我们选取了5个主播，跟了2个月到9个月不等。其中有某直播平台头部公会旗下的三位主播，她们经常连麦PK，她们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人际交往圈。我们对这三位主播和她们的主要观众都进行了访谈，还有至少两个月的交往。

她们是直播行业中“散养型”的主播。也就是说你加入到我的公会，你赚10块钱，我给你5块，平台可能拿4块，公会拿1块，你如果老不播我会催你，但是我没有强制力让你去播。对于直播公司来讲，这些人非常边缘。你不播就不播，但你播了10块钱，我就拿1块钱，我躺着挣。

我们跟的三位中，有一位是从被重点培养的核心直播掉到了散养型主播，这种倒退，直播行业内部叫“播拉了”。另一位，是我们跟的时间最长的，从小主播变成了中型主播，但最近我听她说好像播得特别“拉”。还有一位，我们接触了两个月，她就退网了，不播了。

这三个主播和她们的观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观众交往圈。比如说作为A的观众，可能在A部开播的时候去看B或者C，说A开播了，你们俩赶紧PK，赶紧连麦。三个主播的和核心观众，他们彼此都认识。我最初的身份是A的场控，但是B的一位场控前几天还给我寄来零食，我们成为关系比较好的朋友。

五位中的另外两位是近乎全职的底薪主播。她们每个月的底薪是3000到6000块钱，要求一个月播28天，每天6个小时。她们拿的提成较少，10块钱会拿到2块5或者3块。但是底薪是播不够也给的。

全现在：场控具体是做什么的？

董晨宇：我们先说它的官方的功能，再说它实际的意义。

首先，官方的功能是作为管理员，你的ID前面有一个“管”字，是有一种身份感的。第二，如果别人说的话你不喜欢，你可以把他踢出去或者禁言，这是你的权力所在。第三，你的义务是给主播打赏。你不打赏的话，别人会说你管理员都不打赏，我们游客打赏个什么劲儿？但这也是有多有少的，有些场控本身就是打赏多的“大哥”。比如他今天打赏了三千块钱，主播马上给他加一个“管”字。

也有像我这样长期做场控的。比如我看一场直播，打赏几十块钱。每次PK的时候，我给她上一个几块钱的礼物，帮忙招呼一下，说大家来众筹之类的。主播如果指着我这几十块钱，肯定会死掉的。我要做的就是“破蛋”，激起大家消费的欲望。场控是主播的粉丝，同时也是主播的同事，但是没有薪水，还要自己贴钱。

如果我不想当场控，是不能自己把“管”字去掉的。这意味着管理员有权力，同时也有义务帮主播。要么付出时间作为一种劳动，要么付出金钱作为奖赏。我见过观众说你把我管理员撤了，我没法做。主播说不撤，你是特别重要的一位观众。这其实是情感上的一种约束。

全现在：当时你是怎么进入这样一种角色的？

董晨宇：从伦理上讲，我们一定要告知我们的被访者或被观察的对象，我们在观察或访问他。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说。比如你在做主播的时候，我进入直播间，说你好，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，我叫董晨宇，我想做一个访谈。我试过，主播会觉得莫名其妙。我曾经给主播发一个私信，我说我是人大新闻学院的老师，她说我还是人大校长呢。所以不能这样干，这个职业特别敏感。

我们就直接进入直播间，去聊天、送礼物，这时候主播会表示感谢，她先提起来，问我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说我是大学老师。她说大学老师也看直播？我们聊起来之后，我说不瞒你说，我们在做一个论文。这是我最开始的话术。但后来发现论文不能说，因为她们不理解。我只能说我们在做一个调研。主播就说这有什么可调研的？我们工作太简单了。这时候我说，我觉得你这里特别有意思，有研究的价值，同时我个人也蛮喜欢你直播的风格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就继续观察。我们如果在调研中涉及到你这部分，会把你的所有的信息都给抹去，没人会知道是你。如果你愿意做访谈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些酬劳。如果我做你的场控的话，我也会给你刷一些礼物，这样一来，所有的这五位主播都知道我的真实的身份，这五位主播我们都进行过至少两个小时的电话采访。

图片：视觉中国

全现在：所以这些主播播的内容是什么，观众是些什么人？

董晨宇：尬聊和才艺。有一位弹钢琴，另外四个是尬聊，其实大多并没什么才艺。甚至弹钢琴那个女孩最后也经常尬聊了，因为她发现一弹钢琴大家都走，大家还是喜欢聊天。

观众什么人都有，金融行业的，政府部门或者机关单位的，在校的学生，自由职业者。如果我算其中一位的话，还有老师。这里面可能打赏最多的是小企业老板。

另外，我们拿到一个行业数据，77%的主播是女性，这个行业是女性主导的，甚至很多平台就是美女直播平台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只做女主播。

全现在：底部、腰部、头部主播是怎么去划分的？

董晨宇：一般是按粉丝量和音浪来划分。比如说能不能每场在一万音浪以上。可能每场能稳定在两三万音浪，就是两三千人民币的礼物，拿到手大概是1000块钱，可能勉强算是一个腰部主播了。

但是这些是很少的，大部分主播都是小主播，可能播三个小时挣个四五十块钱。这个行业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挣钱。

图片：视觉中国

03

“直播能够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，研究者也没办法免俗”

全现在：你是一个研究者，同时又是场控，你觉得你的在场对于直播间里人们的表现有没有影响？

董晨宇：我们有时候太高估自己的价值了，他们根本不在乎的。甚至有的观众会把一些视频发给我，说这值得研究，你要是能研究的话，你拿走看看去。他们很好奇我在做什么。

我跟我访谈的这些对象接触时间长了之后熟悉了起来，我知道了她们很多的事情。质化研究者很难避免的是共情。你去平视她，发现自己并不是比她更好的人。每个人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悲、喜、成功、失败，都有很多原因。

我想给她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。这个群体的问题在于，大部分主播除了直播之外，看不到任何社会阶层上升的机会。有一个运营跟我说你一定要做直播，如果不做直播，你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么有钱的人。第二个问题在于，做了直播的主播，粉丝多的话，她们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中，会觉得怎么赚这么少，我明明坐在手机面前跟你们聊会天，一天就有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的收入。

但我没法去跟人家说这些话题的。我读了博士，拿到了985高校的教职，在她们看来生活滋润，衣食无忧，职业受到尊重，说这些，不是“何不食肉糜”吗？我对自己位置的反思在于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她们跟我聊对职业的迷惘，后来我不再说了。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。

全现在：做完田野之后，你在豆瓣上说产生了一些幻灭感，怎么讲？

董晨宇：作为研究者，我尊重他们的选择，也尊重这个职业。幻灭感在于，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核心就是亲密关系的商品化。这是对人的异化。我们最早出卖体力劳动，后来出卖我们的情感。比如说空姐，她对你笑的时候是喜欢你吗？肯定不是，她是一种职业性的微笑。她在出卖自己的emotion（情感），而主播在出卖自己的relation（关系）。它是个关系劳动，出卖我和你的亲密关系来挣钱。所以我个人对这个行业可能是有偏见，我不喜欢这个行业。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主播，有那么一两个我没忍住，跟她们透露了，我觉得这没什么可隐瞒的。这个行业中有一些欺骗，甚至有些人把自己的真诚作为商品来去出售。

我可能把这个世界太理想化了。这个行业消失之后就没有类似的吗？也会有的。在应然的事情没法达到的事情，这可能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实然。

作为一个批判的研究者，我们可以去批判它。但是作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，这是主播们的生存之道。这其实蛮矛盾的。我现在也没法回答自己，我应该如何在讨厌这个行业的同时，又去喜欢这些个体。我会看到她们的很多抵抗，至少我访谈的这五位主播都很真诚，或者说她们是有底线的。

如果你直播，我陪你三个月，给你很多礼物，你对我不会产生一点感情吗？我想是个人就会有的。这种感情除了经济上的之外，难道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挺好的吗？你可能产生的是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但有可能是朋友之间的感情。所以主播们会跟我说一句话，她们说其实主播也是人，我们有七情六欲，我们也知道谁是对我们是真诚的，我们也想回报这种真诚。

这种信任不是为了写论文才有的，而是直播这个平台能够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，是研究者也没办法免俗的。区别只是我作为研究者，我会更清楚这个平台的逻辑在哪里，仅此而已。

全现在：你提到很多次“真诚”。怎么去判断她们跟你的交流是真诚的？

董晨宇：交叉验证。首先是基于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。第二就是我不会只访谈一个主播，她们即使都骗我，也不能都编一样的话。你不能要求被访者都跟你说实话，但是她们跟你说的有多少实话，往往是基于你们之间有多深的交情。

运营也是。有一个运营过生日，我在微信里面发生日快乐，她特别感动，说除了她最好的两个朋友之外，我是唯一一个祝她生日快乐的人。我觉得做田野首先要表达出你的真诚，否则你不能要求别人真诚。

对于受访者，我们第一能做的是保护他们的隐私，第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，给出我们能做的帮助。所以我说研究者可能需要做三点，第一是在表达之前去倾听，第二是在判断之前去理解，第三是在发表之前去关怀。发表是你的目的之一，不应该成为你所有的目的。

如果仅仅是发表一篇论文，其实并不难，但关键是你能不能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关怀？有一个主播，合同被欺骗了，我帮她找律师，我其实很难真的帮到她，但我会尽力去做这个事儿。我还想如果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，能不能把它变成关于这个行业的解读，给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看，至少告诉他们，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什么，里面有什么陷阱，看他们能否接受。这其实是对劳动者的一种赋权。这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潜在的从业者能给予的一些帮助。

我前几天跟孙萍老师（编注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）聊天，她做的是外卖小哥的研究。《外卖小哥，困在系统里》那篇文章引用了她的研究结果。我们研究者改变不了什么。但是我们把它写下来，也许能够有一些微小的个体有帮助。也许在某个时刻，你可以改变更大的东西。这可能是研究者所能努力的方向。

我们看到很多无奈的事情，我访谈过的一个主播自己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但我能改变什么呢？这个事是她自己的事，我帮不到的。作为研究者，你要首先承认自己的无能，在共情之后，承认自己做不到很多事情。这可能是我自己精英主义的坏毛病，所以我也在反思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。

图片：视觉中国

全现在：她们在直播之外的生活，你怎么去接触？

董晨宇：直播间外，她们也有很多工作，她们要拍短视频，线下有公会去培训，她们要跟观众微信聊天。很多主播都会用微信小号来加观众，原因在于她们不想工作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。有一个主播拿小号加我三个月之后，跟我说宇哥，你加我大号吧。那一刻作为研究者无比之喜悦。你仿佛获得了她的信任，进入了她的生活。

但加微信和不加微信，两种选择之间也有张力。其中一个我们做田野的主播非常不好接触，拒绝了好几次访谈。她说她不加任何观众的微信，也不给任何联系方式。我说我是你的观众，但是我完全公布了私人信息给你。我的目的其实是想做调研，这样也不可以吗？她说不可以。到了最后，我们的研究快结束，我告诉她，最后一个拼图就是你，你对我们至关重要，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那是我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次访谈。她给了我一个打游戏用的QQ号，但是不能加QQ，就给她QQ邮箱里发个信。我没想到，她给我回了非常长的邮件。

后来我才意识到，她不加微信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举动。因为她告诉你了，你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观众，我不想跟你发展任何私人关系，这是多么诚实的一个人。她在回信中写了好长，跟我说她以前的经历，她对这个行业的理解。这次访谈反而是我们收获最大的一次。

全现在：你在豆瓣广播里提到，要把论文献给一位化名为Susan的主播。

董晨宇：她是我们跟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主播，跟我分享个人生活最多，可能也是我共情最多的一位。比如说她有一些职业上规划经常会问我，她可能做得不是特别好，但一直很努力去做。像是打不死的小强，社会阶层没那么高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一直在很努力地生长。可能这项研究之后，我就不是研究者了，而是她的一个朋友。

我觉得质化研究者很大的幸运就在于，有很多的机会，重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我会更理解那些我本来一辈子都可能不会产生交集的人。

全现在：你们访谈都是线上进行的，没有见到真人，会对研究有影响吗？

董晨宇：从方法上来讲，的确是这样。人类学界有些人会质疑这种线上的田野，因为它不够有土壤性，不够接地气。我部分同意，因为研究者自身的“在场感”非常重要。我们想去见到这些人，非常有可能见到后发现照片跟真人不一样。但是我想为自己的argue（争辩）的一点在于，直播这个话题，其实不在场比在场的效果更好。只有当你们很熟悉，并且对方知道你了解这个行业，你很懂她的时候，这种身体在场的交流才是自然的，否则她们也不会主动跟你说。

当然，因为这些主播大多不在北京，等疫情结束之后，线下这部分我们一定会补上。

原标题：对话董晨宇：秀场主播、陪伴经济和知识分子的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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